共生共融 共進共榮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連年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闊步前行，繪就了一幅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歷史畫卷。

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經驗是什么？我們可以列舉出不少關鍵因素，包括始終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等等。

其中，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經驗。

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此制度的指引下，我們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在實踐中，“國”“民”之間雖然所有制成分不同，分工不同，但各有優勢，既有競爭又有合作，共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穩定做出各自的貢獻。

可以說，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僅是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砥礪前行的重要保障。

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正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征程的關鍵節點，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重任當頭，挑戰迭出，這就需要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進一步加強協作，并肩攜手，取長補短，譜寫新的國民共進協奏曲，在新時代共同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更大奇跡！

國民共進新生態

“中國國有企業的產生，是百年歷史進程的自然產物，而非刻意設計、強加的過程。”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認為，從鴉片戰爭到今天，承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過程就是承認國企的過程。

與之一樣，中國現在的民營經濟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并非人為設計的產物。

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就，正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成長、互相促進的必然結果。

但是，國內外仍然有觀點刻意將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對立起來。有聲音表示對國有經濟存在耿耿于懷，認為效率低下，甚至主張全盤私有化；有聲音對民營經濟發展憂心忡忡，認為野蠻生長，不夠規范，建議國有經濟要提高占比。

兩者的實際關系如何？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成為了檢驗場、試金石——為了更好地防控疫情，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攜手作戰，形成強大合力，為國內的疫情防控、民生保障提供了堅強的支撐，用強有力的事實證明了國民一家親，攜手更強大。

當然，通過《國資報告》記者的深入調研和采訪，我們發現，國民共進不止體現在疫情防控中，而是展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每一個環節。這充分說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新時代，可以也必須相伴相生、共強共榮。

攜手共進 競合圖強

多年來，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到“中心地位”，中國國企始終處在國內經濟舞臺的醒目位置。

對于民營經濟這一新生事物，黨中央的態度則不斷發生變化：從黨的十三大提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到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再到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我國基本經濟制度逐步形成、鞏固和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系列政策，極大地激發了我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活力，有效推動了“國”“民”共進。

從實踐來看，在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有市場競爭，但更多的是無處不在的合作。

以華為的快速崛起為例，作為一家民營的通訊行業巨頭，華為的每一步發展都離不開國內的通信運營商的鼎力支持和配合，堪稱“國”“民”共進、協同發展的典型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攜手作戰、密切配合，建醫院、產口罩、運物資……

有觀點曾以為，國與國競爭的主要矛頭是中國國企，民營企業可以超脫于外。

但是，中美貿易摩擦以來，華為的遭遇打破了很多人的幻想。對此，全國政協常委、中鋁集團原董事長葛紅林表示，“民營經濟必須和祖國的發展同呼吸，必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共命運。”

“我相信在共同一片藍天下，通過我們的共同努力，國企、民企在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的征程上越來越強大。”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金表示。

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在2020年初的央企負責人會議上表示，國有企業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加大與民營企業的全方位合作，形成創新鏈合理分工、產業鏈優勢互補、價值鏈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為民族產業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要理直氣壯發展國有企業

對于中國來說，國有企業的地位作用，是事關道路和方向的根本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

習近平總書記還對新時代的國有企業提出了殷切期望，即要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成為“六個力量”。

——國有企業是國家戰略的積極踐行者，在維護國家國防安全、經濟安全方面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作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國有企業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大局”，時刻聽從黨的召喚，全力保障國家安全。

最早的一批國有企業，是從戰火硝煙中走來的，在人民戰爭中承擔著后勤保障、武器制造等任務，為新中國成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時至今日，國有企業仍然積極服務國防建設，為建設一支強大的新時代的人民軍隊提供武器、后勤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閱兵儀式上，從東風系列導彈、殲20、國產航母到軍裝鞋帽，幾乎全是國企人的心血結晶。

除軍工領域外，能源、交通、通信等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企業也占據著主導地位。這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比如，近20年，世界上頻繁發生大面積停電事故。其中歐洲4次、美國3次、日本2次……

中國一次都沒有！

這就得益于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等電網企業，國家能源等電力企業，哈電集團等裝備制造企業，以及無數家產業鏈上的相關企業，共同構建了一套安全可靠、供應充足、調配合理的電力運行系統。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落基山研究所（美國）常務董事兼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婷評價說，中國電力行業在這次疫情中經受住了考驗，向社會展現了大國重器的央企風采，也體現了中國長期以來在基礎設施和電力發展方面的實力。

再比如，石油是工業的血液。從新中國成立開始，中國的石油企業就以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為己任，在維護國內石油市場供應方面做出積極努力。尤其是油氣價格與國際接軌之后，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海油、中化集團等相關國企嚴格執行國家價格政策，不漲價、不斷供，維護了市場的總體平穩。

雄安新區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提出后，國有企業總是第一時間響應號召，加快行動，為相關戰略的落實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撐。

——國有企業是國計民生的重要保障者，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快實現共同富裕方面發揮著國家隊的作用。國有企業全民所有，發展成果全民共享。只有國有經濟發展壯大，才能增強全體人民的獲得感。

實現共同富裕，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前提。“共同富裕沒有國有經濟的大發展，非常難。”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石化原董事長傅成玉認為，把全民所有的國有經濟做強，才能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為人民提供更多保障。

國有經濟對社會的直接貢獻，首先體現在上繳稅收和紅利方面：2013-2018年，全國國資監管系統累計上繳稅費19.3萬億元，占同期全國稅收收入的24.6%；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上繳國有資本收益比例不斷提高，并且把部分金融企業納入上繳范圍，為國家大力推進減稅工作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隨著中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保基金的資金壓力與日俱增。怎么解決？還得找國有企業。

2017年開始，國務院決定劃轉國有企業股權充實社保基金。截至2019年底，67家央企完成了劃轉工作，累計劃轉1.1萬億元，基本完成了社保基金劃轉工作任務。

寧高寧表示，國有企業經營得好，財政就減稅，人民就可以多發錢。國有企業做得不好，該關關掉、該賣賣掉。“這樣，國有企業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經濟民生、社會安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具體的民生保障領域，國有企業也承擔著重要任務。

為了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儲糧建立了覆蓋全國的直屬庫和分庫，做到一聲令下、立即響應、全網協同。

“確保中央儲備糧數量真實、質量良好，確保國家急需時調得動、用得上，始終是中儲糧公司的根本任務。”中儲糧董事長鄧亦武表示，未來不僅要解決“吃得飽”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吃得好”和“吃得放心”的問題。

再比如，國藥集團所屬中國生物生產的一類疫苗，都是政府強制定價產品，跟國際上同類產品有著巨大的價格差距。比如，進口脊髓灰質炎疫苗每一支400元，中國生物的產品標價是35元；五聯疫苗的進口價格是800元，中國生物的則不到10元。

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說，中國生物也在逐步加大二類疫苗的生產量，但在產能、人手有限的情況下，還是要優先保障國家免疫規劃任務。

過去這幾年，全國通電、通網，極大地改善了邊遠地區群眾的生活質量。不過，在這些地方，通電、通信的成本，可能上百年都無法收回。

“我們不但要謀求企業的效益，更要為百姓帶來便利，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王曉初表示，目前我國電信業務總量6.56萬億元，直接帶動就業崗位220萬個，間接帶動就業崗位520萬個，撬動數字經濟規模31.3萬億元。

實現全面小康，是當前國內民生方面的首要任務。央企結對幫扶的縣接近1500個，國家級貧困縣中，央企對口幫扶的超過40%。截至2020年2月底，90%的央企定點扶貧縣已脫貧，其中90%被評價為“好”或“較好”。

每逢國有危難，國有企業總是挺立在前。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國有企業想方設法擴大投資，絕大多數國企不減薪、不裁員或者減薪不裁員，新增就業崗位，積極抵御風險。2008—2010年，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達到9.8%，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41%。其中，國有企業功不可沒。

近年來我國五次撤僑行動，每一次都由中央企業承擔。在香港風波中，在澳門回歸慶典中，駐港企業和駐澳企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地震、泥石流、雨雪冰凍等重大自然災害發生之際，國有企業總是第一時間趕赴災區，以各種形式全力投入國家救援行動。

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國有企業勇于擔當，緊急轉產擴產生產醫療防護物資，提供了及時高效的交通物流服務，實現了電、氣、油、通信等基本服務的穩定供應，為保護國民的生命安全，打贏這場疫情防控戰做出了突出貢獻。

——國有企業是產業布局優化的重要力量，在增強科技創新實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方面發揮著排頭兵的作用。新中國成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結構日益優化。在此進程中，國有企業始終是領頭雁、急先鋒。

2020年1月，剛剛投產的國家能源集團寧東發電公司方家莊電廠成為全國首座數字化智能管控系統與機組同時投產的綠色智慧型百萬千瓦間接空冷機組。該項目實現投產即同步建成智能火電管控中心，搭建了智能發電和智慧管理兩個平臺。同時將“互聯網+”的概念引入建設中，通過現場總線、3D可視化管理、智能設備及SIS+MIS信息系統一體化平臺等應用，提高辦公效率。電廠環保指標實現超低排放并均優于國家相關標準。

這一項目，是中國國有能源企業不斷提高清潔化、智慧化發展水平的一個縮影。產業不斷升級的背后，是國有企業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在支撐。

在2019年底召開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中央企業獲得了104項獎勵表彰，占全部獎勵數量的40%以上。

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以來，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一馬當先。目前，央企的鋼鐵、煤炭去產能任務已全面完成；煤炭、煤電、海工裝備等領域的專業化整合穩步推進；中國航發、中國船舶、國家管網、中國安能等企業掛牌組建，國有資本配置效率進一步提升、整體功能進一步優化。

在此過程中，國有企業常常完成的是其他所有制企業所不愿意承擔的任務。

比如，廣東省國資委主任李成介紹說，廣東投建的400公里高鐵項目，就是省屬企業籌資兩千億元完成的。“招商引資搞了很長時間，但沒有企業來投，只有國有企業投資。”

同時，國有企業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加大海外投資力度。

目前，僅中央企業的境外單位就達到9000多家，分布在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境外資產超過7萬億元，年創利潤1000多億元。央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合作共建項目超過3000個，已開工和計劃開工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央企項目占比超過60%，合同占比接近80%。

理性看待“國”“民”之間的市場競爭

放眼世界，國有企業并非社會主義中國的獨有產物，很多西方國家也很重視發展國有企業。

比如在芬蘭，國有經濟在GDP中的占比超過50%。瑞典、挪威等國的國有經濟占比也很高。世界上一些非常有名的企業，比如新加坡淡馬錫、芬蘭諾基亞、法國空中客車與雷諾汽車、德國大眾汽車等，都是國有企業。美國也有國有企業，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就相當于中國的三峽集團。

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孰優孰劣，國有經濟能否適應市場競爭的爭論，在國外也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很多人認為，不應該搞國有企業。“這種聲音現在就沒有了。因為淡馬錫的運營狀況非常好，比私有企業還好。”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表示。

可見，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完全可以融合。

——少數領域天然壟斷。多年來，不少人對國有企業的第一印象就是壟斷。但實際上，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國有經濟結構布局調整，中國經濟已經形成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外資經濟“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格局。盡管國有資本不斷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但絕大多數國企與壟斷已無關聯。

不過，必須要承認，在個別領域，確實仍然存在所謂的國企壟斷現象。比如電網、通信、食鹽、糧油儲備等行業。

“這些是天然特權、國家授權的行業。所謂的行業專營性是國家經濟政策所要求的。”寧高寧強調，自然壟斷行業也要看企業運營的效率，不能因為是獨家經營的效率就低，或者服務比別人差。

即使這樣的自然壟斷行業，國家也一直在推進相關改革，避免一家獨大。

比如，近20年來，電力體制先后經歷了兩輪改革，電力部改為國家電力公司。2002年，國家電力公司進一步拆分為國家電網、南方電網兩張網，中國華能、中國大唐等五大發電集團，葛洲壩、中國水電等四家輔業集團，實現了廠網分開、競價上網。

2015年，中央再次出臺政策，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進行“三放開、一獨立、三加強”，即放開新增配售電市場，放開輸配以外的經營性電價，公益性調節性以外的發電計劃放開，交易機構相對獨立，加強政府監管，強化電力統籌規劃，強化和提升電力安全高效運行和可靠性供應水平。

通信行業的破除壟斷改革，是以1994年中國聯通成立為主要標志的。當時，為了進一步打破通信行業的壟斷局面，由電子部、電力部、鐵道部等系統外主體共同出資組建了聯通。

幾十年來，通信行業的重組整合不斷，近年來逐漸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在此過程中，行業內競爭極其激烈。一個直觀的標志就是，2016年中國聯通幾乎瀕臨虧損，混改后才明顯好轉。

當然，消費者是歡迎這種變化的：改革開放初期，通信與交通、能源并稱為經濟發展的三大瓶頸，打電話極其困難。而到了2019年底，我國寬帶用戶超過4億；4G手機用戶超過12億，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信息高速”。

此次疫情發生后，中國的通信行業也好，電力行業也好，其穩定性、高效性經受住了數億人云辦公、云教育的檢驗，展現了多年來發展的巨大成就。

相比之下，國外完全市場化的電網也好、通信也好，反倒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暴露出了諸多問題。

——更多領域優勝劣汰。時至今日，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市場經濟背景下，民企之間、國企之間，同一市場、同一領域內的國企、民企之間都會有競爭，這是市場經濟的必然。

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以及鄉鎮企業為代表的私營經濟逐漸崛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開始逐步下滑。不過，此時的私營經濟主要分布在國有企業難以企及的產業領域。

“這個時期，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更多地是合作，兩者之間的競爭還不是主流。”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劇錦文說。

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意識漸入人心，習慣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國有企業開始出現各種不適應。

剛當上北新建材廠長的宋志平，接到一集裝箱的韓國退貨，原因是一片吸聲板上有一個腳印。“我們的干部覺得太小題大作，一箱子樣品只有一個腳印就要退貨。”

在巨大慣性推動下的鞍鋼，生產鋼材仍舊只看數量不看質量，生產的汽車板飛邊卷沿，“連麻雀都不愿意往上面落，因為怕夾腳。”

面對沖擊，不同的企業應對辦法不一，結局自然不同。

“這個腳印踩在了北新的金字招牌上，踩在了我們的心上。”宋志平將腳印事件作為典型教育案例，并帶頭自罰一月工資。從此，北新建材做了ISO9000認證，并提出了“質量和信譽是北新建材永遠的追求”。

正是靠這個，北新建材打敗了那些把產品擺在廠區門口的國外競爭對手，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石膏板生產企業。

臨危受命的鞍鋼總經理劉玠頂著巨大壓力推進了主輔分離、減員增效，加上上市募資、技術改造，鞍鋼不僅順利走出了低谷，還大有發展。

但有些企業沒能扛下來。比如，1986年，沈陽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產的國有企業。

在許多堪稱慘痛的教訓中，存活下來的國有企業成長起來，市場競爭意識和能力明顯提升。

以建筑行業為例，這幾乎是一個毫無競爭門檻的領域，競爭堪稱白熱化。但正是在這個領域中，一批國有企業成長壯大起來，成為世界矚目的“基建狂魔”群體，各主要指標穩居世界同業企業榜單前列。

再比如，脫胎于能源部、電力部的電力國企，在外資、民資夾擊中健步前行。如今，中國核電已經實現了從引入到出口的逆襲，火電的清潔化發展水平，以及在風電、水電、光伏等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鋼鐵、建材、家電也是對外開放程度極高，國內競爭激烈的行業。然而，就是在這幾個行業中，走出了寶鋼、海螺水泥、格力電器等優秀企業，無論是凈利潤率，還是資產回報率，都在行業中遙遙領先。

盡管如此，還是有不少人認為，國有企業應該從競爭性領域完全退出。

“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是否退出某一領域，最終還是要由企業競爭力決定。如果企業生存不下去，必然會退出。”寧高寧認為。

作為出資人代表，國務院國資委的觀點是，國有資本目前仍多數分布在傳統產業，且涉足行業過寬、戰線過長，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所占比重較低。

為推動國有資本進一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優化國有資本配置結構，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以來，一直在以市場化手段，推動國企的兼并重組、收縮戰線。

——呼喚公平競爭環境。不少民營企業認為，在與國有企業同場競技時，自己在政策、貸款等方面被“歧視”。殊不知，國有企業在公平競爭方面也有不少困擾。

一段時間以來，部分民營企業現金流較為緊張，不少人認為是國企擠壓了民企生存空間導致的。

對此，優秀民營企業家、國能中電董事長白云峰認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多年，相當一部分民企是通過多加杠桿的方式快速做大的。這種資本堆砌而成的虛胖，平時看起來很好，但經不起風浪。

福耀玻璃創始人曹德旺表示，民營企業家遇到資金困難問題，首先應該想辦法自救。“你們出的問題大多數是貪婪，擴張太快，你可以適當的賣掉你的資產，趕快賣，現在賣比后面賣更好。”

關于國企補貼問題，寧高寧回應說，“我和美方說過幾次，專門給國企的補貼是零。當然國企也有補貼，比方說企業做燃料乙醇，這個補貼全行業都有，不是單獨給國企的補貼。”

對此，白云峰也表示，有關部委召開座談會，問在座的民營企業有什么政策需求，“我說，在座的分布在各行各業，需要的政策都不一樣。大家都有政策了就等于沒有，還是要讓企業回歸市場。”

關于國企貸款容易的問題，寧高寧解釋說，“為什么國企貸款多?為什么高杠桿低利率?是因為國企還錢。能還錢銀行才借，利息才相對低。”他說，有的國企因為經營比較差，借錢就非常費勁，銀行最后給的利率也比較高。

《國資報告》記者注意到，國有企業自身也有不少困擾。

比如，傅成玉舉例說，最近不少國企死掉了，為什么？“當地政府把它作為融資平臺，作為發債工具，違背了市場規律。”

航空工業研究院黨委書記宋慶國說，當前要求國企不能拖欠民營欠款。“民企欠國企怎么辦？過分干預導致一些國企不敢跟民企做買賣，害怕被扣上拖欠款項的帽子。”他說，長遠來看，這對民企的發展反倒是不利的。“應該還是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規避行政干預。”

再比如，數據統計表明，2018中央企業百元營業收入上繳稅費為7.1元，是同期外資企業的2.6倍，民營企業的2.8倍，表明實際上國有企業的稅負要比其他所有制企業重得多。

再有，同樣是在競爭性領域的一些國企，施展的空間也遠不如民企、外企。

國藥集團總經理佘魯林說，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大多數情況下只愿意做賺錢的藥品，可對國藥集團等國有企業來說，微利或不賺錢的藥品也必須要保證生產供應，這就是國有企業的作用和責任。“可是企業屬性決定了，國有企業也要盈利，不盈利全國人民都不會答應，而且一個自身都發展不好的企業是難以發揮好社會責任的。但盈利高了，又會有人講國有企業只知道賺錢，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說，當前在國企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如風險投資（在初始時期進入）和業務調整（在最好的時候退出）動力不足、人才流失（民營企業挖人）等，都與國企現行的容錯機制、激勵機制、考評機制等方面相關，歸根到底與政府對國企的管控方式有關。“國企能否擁有或培育出一批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的企業或全球行業領先的高科技企業，投資布局能力是關鍵，而這又與政府允許國企試錯的機制直接相關。”

因此，傅育寧認為，在“依法治國”“依法治企”的原則下，中國企業并不需要貼上國有、民營、私營、外資等標簽，而應逐步淡化企業的所有制分類。只有這樣，真正做到所有企業都處于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之中，在競爭中優勝劣汰。

白云峰也提出，外國企業也都有國、民之分，但我們都不太關注，那中國企業為什么就一定要強行分開呢？“我認為，無論是大還是小，是公還是私，都是中國企業。”他表示，期待中性原則進一步落地，國有企業和民營企實現共贏發展。

  “國”“民”合作空間無限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非公有制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在國民經濟中已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

中國國新董事長周渝波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國民共進的成果。”周渝波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要堅持制度自信，很重要的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就是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

全國政協常委、中鋁集團原董事長葛紅林表示，國有與民營不是對立的關系，應是和諧相處發展的關系，“我們要為國企和民企的同時做強做優做大而高興。”

曹德旺也認為，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是“唇亡齒寒”的關系。

“從法理上來說，國企、民企是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都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投高新時任黨委書記、董事長潘勇說，兩者確實存在差異性，但完全可以各自發揮優勢，共同為我國經濟建設做貢獻。

進入新時代，國有企業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強產業鏈上下游合作等多種方式，支持帶動民營企業等各類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在實踐中不斷堅持和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成為經濟領域的新生態。

——產業合理分工，形成完整價值鏈。實踐充分證明，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有許多發展的共同點、利益的契合點，也有大量的合作機會。一方面，國有企業為民營企業提供基本產品和服務，如電力、通訊、交通；另一方面，中小微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石，為國有企業的產品走進千家萬戶打通最后一公里。

比如，電商產業興起以來，涌現出了一批淘寶村，其中超過800個位于省級貧困縣，不少地區由此而脫貧。電商脫貧的背后，是兩家電網企業斥巨資進行農網改造，三大通訊運營商不斷加大網絡投資，相關央企推動交通基建，通上致富電、建起智慧網、打通幸福路的結果。

在數字經濟領域，國有企業與相關民企的合作非常密切。

2015年，旨在打造工業互聯網平臺的航天云網正式成立。作為工業互聯網平臺的“先行者”，航天云網為老干媽、萬和電氣等企業提供了服務。

在非工業互聯網領域，民企與國企的合作同樣緊密。

2018年初，招商局集團與騰訊公司正式簽訂“互聯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互聯網+基礎設施”等五大領域展開全面合作。

2019年10月31日，南方電網公司與阿里云在廣州簽署合作備忘錄。南方電網公司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劉啟宏表示，南方電網公司將打開視野，以開放的姿態、務實的態度，加快推進人工智能在生產領域的落地。

2019年，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云、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先后到京拜訪了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

對此，業內人士分析說，進入新時代以來，央企肩負著“打造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必須走在塑造全球數字經濟格局的最前端。這將為央企以及互聯網企業來帶巨大發展機遇。

國家提出雙創戰略以來，招商局、華僑城等國有企業積極響應，目前已建成各類雙創平臺數百個，為中小微企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條件。

比如，在長三角地區，以小微企業為主體的民營經濟具有量大面廣的特征，是實體經濟的根基，但是長期以來，缺平臺、缺配套、缺規范的短板，已成為制約小微企業轉型發展的頑疾。

中節能實業的綠色產業園，則為破解上述頑疾提供了一條解決思路。“中節能實業在產業培育上涵蓋了研發設計、中試生產、裝備制造、營銷展示等環節，有效促進了當地節能環保產業的高效聚集和轉型升級。”中節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偉說。

在實體經濟領域，國企、民企之間的業務合作也非常緊密。

比如，2019年，中建集團通過勞務分包和專業分包模式帶動170萬農民工就業。在此過程中，數以萬計的民營勞務外包公司得以生存發展，中建集團則得到了充足的勞動力保障。

《國資報告》記者從中國中鐵有關部門獲悉，疫情發生后，中國中鐵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復工復產。截至4月25日，用工人數超過121萬，帶動的勞務公司超過5萬家，為穩定就業和幫扶中小企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再比如，國能中電是一家脫胎于國有企業的民企，企業發展過程中又引入了大量國有資本，而且其所有服務對象幾乎都是國企，客戶涵蓋神華集團、華能集團、華電集團、大唐集團以及山東鋼鐵集團等大型國有集團。

國能中電集團董事長白云峰表示，“國能中電將以更先進的技術和更專業的服務，助力國有企業在打贏污染防治攻堅中發揮更大作用。”

——混改取長補短，形成發展新機制。國民合作的多種方式之中，混改最受矚目。混改形式包括國有企業投資民企、社會資本投資國企等類別。通過混改，國企民企互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新機制的全新企業，成為新形勢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

實踐證明，國企、民企各有優勢，也各有不足。

比如，寧高寧指出，與同業民企相比，國企效率仍有待提高，尤其是創新方面，每1億元研發支出獲得的有效發明專利數僅為民營企業的41%，外商投資企業的68%。

宋慶國認為，國有企業要解決好控制力和活力之間的關系。“感覺我們對國企管理各個方面控制得很好，甚至控制得有余，但是略顯活力不足。”

對于很多民營企業來說，管理不夠規范、資金周轉困難等問題一直是很大的困擾。

宋志平認為，把國企實力和民企活力結合起來，就是企業的競爭力。結合的紐帶，就是混改。

宋志平曾經擔任中國建材、國藥集團兩家央企董事長，并把這兩家企業帶入世界五百強。在他看來，這兩家企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成為世界500強的關鍵，就是混改。

國藥集團總經理佘魯林介紹說，當前，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國藥集團企業總戶數的90%，資產總額占集團總資產的87%，營業收入占集團總營業收入的92%。他說，“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藥集團發展壯大的‘秘訣’。”

地方國企同樣是混改的受益者。山東兗礦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李偉稱，兗礦集團混改企業利潤總額普遍提升200%，資產負債率均降至60%，資產總額增長50%，產業競爭力、資本控制力和價值創造力顯著增強。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企業實施混改3000多項，引用非公資本超過上萬億元，目前中央企業中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已經超過了70%，比2012年底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

其中，僅招商局2019年就新增混改企業50戶，引入非國有資本57億元。目前，混改企業總資產和利潤總額占已占招商局總資產和利潤總額的九成以上。其中，招商資本成功引入戰略投資人普洛斯，雙方各持股50%，既增加了資本金，又提升了信用評級，開拓了外部融資渠道，降低了融資成本，使招商資本成為國內投資者投資海外，國外投資者投資中國的平臺和橋梁，實現了一方混改、多方滿意。

2019年，康佳集團混合所有制改革實現階段性突破，成功引入阿里戰略投資。阿里巴巴（中國）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以合計近60億估值投資易平方和KKTV，讓康佳彩電業務將進入全新的“硬件+內容”發展新時代。

當前，國家發改委、國資委已先后推出了四批混改試點單位，相關工作穩步推進。對此，第四批試點單位中建裝飾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已成立了由公司主要負責人擔任組長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領導小組，建立了常態化工作機制。“我們在設計混改方案時，綜合考慮了股權設置、員工持股、混改后公司治理模式等一系列關鍵問題，如果未來獲準推行，將為其他企業提供可借鑒、可參考的樣本。”

“國有企業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實施雙向混合，既大膽‘引進來’，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與國企改革，也積極‘走出去’，支持幫助非公企業發展。”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

比如，寶鋼氣體原是中國寶武的全資子公司，連續多年凈資產收益率在10%以上。但是，因為該企業不符合中國寶武的主業發展方向，所以將控股權轉讓給了非國有資本，實現了非核心業務的“戰略性有序進退”。

據統計，近兩年中央企業壓減的近13000戶法人中，超過2000戶的控股權轉讓給了民營企業。對外參與企業超過6000億元。

近兩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部分民企經營出現困難，國有企業最終接手。比如，2018年，上市公司神州高鐵最終被國投高新控股，成為混改的一種新方式。

有聲音認為，這是國有企業趁火打劫。

對此，潘勇表示，“所謂的國企接盤民企，既不是國企大公無私、施以援手；更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說，從國投高新的實踐來看，控股一個項目或者進入一個產業，既是為了滿足國家戰略需求，更是為了自身的發展目標。“國投高新在進行產業布局時，從不把所有制作為投資布局的選擇依據。”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國有企業組建了多支基金，在高新技術、生態環境保護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方面加大了對民營企業的投資合作力度，培育和帶動了一批企業發展，促進了相關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比如，國投出資216億元，發起了多支國家級基金，形成了一個從孵化到轉化，從成長到成熟，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基金體系，基金總規模達到1600億元。參股了近200家民企，以300億元基金投資支持了超6000億元凈資產規模的民營企業大力發展國家急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企業中包括寒武紀科技、寧德時代、信達生物等獨角獸企業。

與之類似，中國國新也通過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撬動社會資本2200多億元。截至2019年底，國新基金系共投資民營企業項目36個，決策金額379.15億元，占決策金額總數的29.76%。涉及高端裝備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與新材料、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等方面。

周渝波表示，未來中國國新要在在資本融合發展上取得新突破，“必須緊緊圍繞引導帶動社會資本共同發展的試點使命，在運營對象上拓展更大視野，繼續廣泛匯聚、撬動各類資本，不斷放大國有資本功能。”

在此過程中，同為國有企業的產權交易平臺，在推進國企規范、高效混改方面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比如，山東交運混改過程中，山東產權扮演了交易平臺、產權顧問、基金戰投三個重要的角色，從混改方案的優化、實施方案的推進、部分資產剝離、職工安置方案落地、劃撥土地的處理、“存量+增量+職工持股”交易方案的設計、戰投基金組建、戰略投資者遴選等多方面為山東交運混改提供全過程、全方位、體系化的專業服務。

混改完成后，原本是國有資本100%持股的山東交運形成國有資本持股37%，戰略投資者持股33%，職工持股30%的股權格局。山東產權服務國企混改的“山東模式”成為混改典范。

混改，混是手段，改是目的。

對此，廣東省國資委主任李成表示，廣東國企混改，并不是因為缺乏資金。“主要還是為了激活體制，所以才需要民營企業、社會資本、外商進來。”

實踐證明，大批混改企業正是通過“真改”、“實改”，激發了干部員工的主人翁意識，提升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比如，2016年9月，東航物流成為國資委首批混改試點企業之一。據中國東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黨組副書記李養民透露，混改實現了兩大突破，一是從國有獨資到相對控股，國有股權從100%降到45%。二是實現核心員工持股，核心員工持股比例達到10%。混改后，東航物流經濟效益顯著提高，實現利潤快速增長。

目前，均瑤集團持有東航股份10%的股權，雙方實現了戰略性交叉持股。對此，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金表示，本次合作是有利于民企、國企融合發展新模式的有益探索，雙方將共同為實現中國民航強國夢勇擔使命，做出更大貢獻。

在2019年召開的“第三屆中國企業改革發展論壇”上，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主任郝鵬表示，“我們鼓勵支持國有企業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與各類所有制企業深化合作，攜手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國”“民”并肩戰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疾風知勁草，烈火煉真金。2019年底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面對這一嚴峻挑戰，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緊密攜手，共同抗擊疫情，共同打響經濟保衛戰，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國”“民”一家親。

疫情突如其來，全球醫療防護物資存量告急。國有企業緊急轉產、擴產生產口罩、防護服的同時，積極發動中下游的民營企業加入其中，共同為一線奮戰的醫護人員提供戰疫利器。

最引人矚目的，當屬中國石化發出的那條消息：“我有熔噴布，誰有口罩機？”該消息發出不到3小時，中國石化就確定了11臺口罩機的購置事宜。其中，中石化向北京的納通公司提供了10臺口罩機，助其消除生產瓶頸、擴大產能，并實現滿負荷生產。3月份，中國石化的口罩機使納通每天多產口罩100萬只。

再比如，中國石化使用的熔噴布成網機、收卷機、分切機等熔噴布生產機組裝置的關鍵設備，來自江蘇的常州市武進廣宇花輥機械有限公司；3.2米熔噴模頭，來自浙江的精誠時代集團等民企。

中國通用技術集團也通過網絡征集的方式，跟多家企業簽訂協議，協同生產防護服。其中，浙江德清金乾新材料有限公司一直從事防護服面料生產，主要以出口為主，待產能完全釋放后預計每日提供的面料大概可用于生產2萬件成衣。為解決其復工問題，通用技術所屬中紡院主動協調，請工信部給企業所在當地政府發函，希望同意該公司的復工申請，當地政府積極配合，第一時間滿足該公司復工所有條件；在通用技術的協助下，相關部門還對其面料檢測開辟了綠色通道，縮短了整個檢測周期，節約了大量的寶貴時間。

隨著國內疫情漸趨平穩，國有企業臨時形成的這些產能將如何處置？會不會對所在行業的民營企業形成擠壓？

對此，國務院國資委醫療物資專項工作組有關負責人表示，根據有關工作安排，相關中央企業僅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臨時轉產壓條機和口罩機，疫情結束后將逐步退出。

中國石化總經理馬永生也表示，中石化生產口罩、賣菜，初衷不是為了經營，不是為了“跨界”，而是為了解決老百姓需求推出的一項社會責任行動。“口罩生產應該不會成為中國石化的主業。”馬永生說，作為特大型能源央企，中國石化必須堅守責任使命，全力做強做優做大主業，努力成為維護國家能源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大國重器”。

2月4日，前文提到的民企國能中電經過多方籌措防疫物資，向武漢協和醫院定向捐贈防護服800件、護目鏡100個、口罩50000個，用于協和醫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同時，國能中電也向四川德陽、安徽蚌埠、重慶大足、山鋼日照、中聯部及北京部分地區捐贈了醫療防護物資若干。

此外，前文提到的國投、國新公司投資的相關民企也積極投身疫情防控戰之中。相關企業提供了數字化移動DR、低劑量CT、玉屏風丸、四色高靈敏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盒、一體化醫療廢水處理專業設備等產品，并捐贈了大量口罩、防護服和大批善款。

疫情傳播極快，疫情高發區的病床非常緊張。為收治更多病患，各地加快建設了一批火神山、雷神山之類的定點收治醫院。在建設過程中，國有企業牽頭，民營企業積極配合。

比如，火神山開建后，廣東日豐集團接到備貨通知，20余人放棄休假回崗備貨。當晚，相關產品就已抵達建設工地，僅用了10小時。

在雷神山醫院施工建設中，中國聯塑集團捐贈了1.33萬米塑料管道，可以滿足1300間病房全部需求；佛山科順防水免費提供180萬噸防水材料，還主動支付5倍工資招攬施工人員。

醫院的通信設施極為重要。華為、中興等企業，與中國鐵塔、中國聯通等運營商密切協作，讓相關醫院踏上了5G信息高速。

當全國多地疫情控制取得明顯成效后，如何加快復工復產，盡量減少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損失就成為了當務之急。

作為國之重器，國有企業積極作為，在加快復工復產，為下游企業提供充足的原料、能源、交通服務的同時，采取多種有效措施，為受到疫情沖擊的相關企業盡量減少損失。

中建集團各子企業在確保疫情防控工作到位的基礎上，全力推動在建項目安全有序復工，多措并舉保障復工人員安全返崗。中國建筑濰萊高鐵項目推出“春風行動”，組織“點對點、一站式”包車接農民工直達返程服務，解決了相關勞務公司的燃眉之急。

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等企業面向公眾提供提供免費的“云平臺”，為相關企業遠程辦公提供便利。招商局、華潤、華僑城、保利、中建等企業旗下的寫字樓、購物中心，均提出了租金減免計劃，與遭受疫情沖擊的廣大商戶風險共擔。比如，華僑城集團有限公司在自身旅游主業遭受嚴重沖擊的情況下，仍然決定減少、免除一個月或緩收1-3個月符合條件的中小微企業租金，經與各單位核實確認，全集團預計減免租金合計約1.35億元。后續集團還將根據各項政策要求進行中小微企業的維持。中國移動共減免渠道合作伙伴房租租金1.13億元。招商局集團招商蛇口已落實租金減免金額約1.3億元。華潤集團所屬華潤置地減免全國各商業項目商戶租金約10.2億元，惠及全國約14000個租戶。中國石化一季度已減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租金5165.86萬元，預計二季度還將減免8735.55萬元，上半年合計1.39億元。

國家電網出臺八項舉措，堅決落實階段性降低用電成本政策，減免電費約489億元，支持大工業和一般工商業企業。南方電網提出，2月1日至6月30日期間將為一般工商業和大工業企業減免電費106億元。

國投創合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司局指導下，以問卷調查形式摸底被投企業，了解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企業復工復產、生產經營各環節受疫情影響情況，及國家支持政策落實進度，共覆蓋1324家創新型企業，為加強上下游產銷對接，推動產業鏈各環節協同復工復產提供一手數據。

同時，相關國企妥善處理與中小企業的法律糾紛，對于疫情影響導致的中小企業延遲交貨、延遲支付等情況，及時主動加強溝通，依法依規通過采取延期履行、修改部分合同條款等方式，解決中小企業的困難和問題，最大限度的幫助企業減少損失。

“越是在這個時候，越是要攜起手來同舟共濟，共渡難關。”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國務院國資委黨委委員、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表示。

重任當頭，挑戰迭出
需要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
進一步加強協作
并肩攜手，取長補短
譜寫新的國民共進協奏曲
在新時代共同創造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的更大奇跡！